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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信息

《〈大公报〉全史（1902-1949）》，吴廷俊著/编。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，2580 页，ISBN：978-7-309-16393-3，680元。

作者简介

范龙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。

方飞（通讯作者），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、社会学流动站博士后。

《大公报》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，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里程碑。作为一份世界上仍在发行的、历史悠久的中文报纸，《大公报》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。2023年，吴廷俊教授的《〈大公报〉全史（1902-1949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全史》）出版。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《大公报》史最为全面、系统的研究成果，被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教授评价为“代表了《大公报》史研究最高水平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序言2）。

下面，本文试着从“体例”“史料”“观点”三个方面对该书的特点展开分析和探讨。

一

体例：人事并重，有骨有肉

《全史》在体例上实现了对以往新闻史论著的超越，以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方式连点成线、以线带面，系统、完整地勾勒出《大公报》的发展脉络，将《大公报》史中的报人、报事娓娓道来。

编年体作为一种史书编著体裁，最大的特点是以时间记事件，“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时，以时系年”（《春秋左氏传序》）。《全史》整体以编年体形式将《大公报》的发展历程分为“三时代”：英记《大公报》时期、王记《大公报》时期与新记《大公报》时期（吴廷俊，2023：3），三阶段内则以各时期主理人主持《大公报》的经过、《大公报》发展中的节点性事件、各时期内有关内政外交、社会改良、民生民瘼等方面的代表性纪事与言论等内容作为填充。

因时间跨度较大、诸事杂陈，编年体史书常存在内容碎片化问题，可能导致读者难以串联历史事件并把握其历史意义。《全史》虽采用了编年体体例，却并非单纯、孤立地陈述历史事件，而是将史论结合、论从史出，陈其事、立其论。在挖掘铺陈史料的同时，也阐发作者个人的态度、观点与立场，从而鲜明地揭示出《大公报》史上相关人、事、物间的联系，帮助读者形成整体性认知。一方面，《全史》中的“报史”二卷以时间线索为明线串联起《大公报》史中的事件与人物，另一方面，作者提炼出一条关于“‘大公’精神的确立与传承”问题的暗线，明暗呼应，以双线结构勾连起《大公报》史研究的主线，使《大公报》史的呈现完整而富有张力。无论是明线暗线，作者均贯彻论从史出的分析思路。以暗线对“大公”精神的探究为例，作者着重分析《大公报》版面内容是否以及如何反映“大公”精神，如何监督政府、开启民智，为判断《大公报》人对“大公”精神的坚守或背离提供依据。

历史由人创造，历史研究的题眼在于人物研究（李细珠，2017）。关注历史中的具体人物，尤其是那些在历史活动中有所作为、产生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（张海鹏等，2020）。报人便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。《全史》着眼于《大公报》的兴衰演变，不仅勾勒《大公报》的宏观发展脉络，同时也以微观的目光关注其背后苦心孤诣的报人。“天地间，人是第一位的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13）。作者坚持“论报先论人”，围绕《大公报》人研究《大公报》史。在《全史》的“报人”卷中，作者以纪传体形式为贯穿《大公报》四十七年发展的重要人物著书立传。所谓“论人”，不单在于说明其人姓甚名谁、于何时何地做何事，更关键的还在于挖掘出人物行为的前因后果。《全史》对《大公报》人的刻画并不停留在对人物事迹的简单罗列，而是致力于“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、有人性、有个性的个体来看待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14），观其言、察其行，以报人的日常生活、工作交际和精神世界为历史资料，让读者自主感受人物性格与形象。

《全史》以“报人”一卷收录56位《大公报》人，将其分为“创业者”“新记少帅”“采编精英”和“经营里手”。具体内容上，作者深入介绍了他们的性格特质、个人经历、价值观念等，将“人格”与“报格”紧密相连，探究其言行究竟如何影响“大公”精神传承与报纸事业发展。这样的梳理工作，既实现了对“报史”部分的延伸与丰富，也使报人于《大公报》之贡献能被更清晰地呈现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报人之精神意涵也借此被重申：“报人”一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或一种职业身份，而且饱含崇敬之意。新闻工作者虽多，但“报人”之称需要坚毅的品格、爱国的热忱和坚贞的操守为支撑，《大公报》人以个体的生命历程写就了《大公报》的多元侧面。

《全史》以“大公”为灵魂，以两卷“报史”为筋骨，以两卷“年表”与一卷“报人”为血肉，形成独特的创作体例，以明确的线索加丰富的细节，为读者呈现出既清晰简明，又生动饱满的《大公报》全史。

二

史料：刨根究底，还原语境

新闻史研究是基于史料的实证科学。史料天然具有相反相成的二重属性，既会限制历史重现，也会让已逝的历史重新出场（李红岩，2014），因此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进行新闻史研究的起点。治史者既要面对史料的限制，去解读史料背后的意涵，又要通过史料来揭开历史尘封的面纱。在史料处理上，《全史》讲究“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”，一方面深度剖析既有史料，对相关研究中的缺漏与谬误进行补充与纠偏，另一方面强调走进历史，要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人、事、物的动态变化。

《全史》强调依据史料，澄清谬误。《全史》汇编共百余万字的“年表”二卷，其中囊括了《大公报》的报纸资料、报馆内部文件、《大公报》人的文集、日记、传记及有关的回忆文章等。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史料，既表明作者并未“断章取义”，也让读者能直面原文原稿和文字所承载的历史，进行个体化的自我感悟。

在把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，作者修正了现有《大公报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谬误。如大公报创始人之说，一直以来的观点是英敛之，后继研究者“对柴式作为《大公报》创办人的事实基本视而不见，对柴式其人更是不闻不问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14），作者认为对柴天宠贡献的忽视是《大公报》史研究中的一大疏漏。通过梳理史料，作者指出柴天宠于《大公报》有四件大功：首倡“集股办报”、识才英敛之、全力支持英敛之工作、挽留英敛之保证《大公报》正常出版。而备受既往研究者认可的英敛之在创刊伊始只是无股份的“高级打工人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16）。结合英敛之日记，作者对柴天宠于《大公报》史之地位进行了强调与再确认，“可以说没有柴天宠就没有《大公报》的创办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15），但关于柴天宠的研究至今阙如，仍有待探索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《全史》修正了“北洋时期的《大公报》是安福系机关报”的谬误，这是作者否定了之前自己的观点，体现了治史者的勇气与更正谬误的担当。学界普遍认为王郅隆接办《大公报》是受安福系指使，作者本人的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史稿》亦沿袭此观点，认为“王郅隆是在安福系的支持怂恿下收购了《大公报》的全部股份”“《大公报》是安福系的机关报”（吴廷俊，2002：6）。经过对史料的再审视与反思，《全史》对此观点进行纠偏。王郅隆接办《大公报》时，安福系尚未形成；安福系成立后，《大公报》也未曾收到来自安福系的指示或拨款，显然不符合机关报的条件。作者指出，王记时期的《大公报》虽存在派别倾向性，但在外交问题报道上仍不失爱国立场，与皖系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意见相左，总体上把握住了分寸、坚守了底线（吴廷俊，2023：454-461）。无论是弥补《大公报》史研究中的疏漏还是澄清相关谬误，《全史》实现了对前人研究的“更进一步”，展现了作者对史料刨根究底的精神，对历史真相与历史研究的尊重与敬畏。

《全史》强调走进历史，知人论世。所谓“时势造英雄”，具体的历史人物根植于具体的历史环境，其言行思想皆带有时代烙印，而历史事件同样孕育于特定时代背景，其发生与演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由时代造就。因此，在研究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，还原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之光怪陆离、人性之幽微复杂具有积极意义。《全史》对《大公报》人及相关事件的评价正是基于对历史背景的考量，关注细微之处，理解人之常情。如作者对英敛之主持《大公报》时反对革命的原因给出了非常具体化、情景化的解释：一是宗族情结，英敛之作为满族后裔，排斥“排满”运动；二是公私之辨，他认为国家、政府是“公”，党派活动、推翻政府是“私”，后者应被反对；三是出于天主教的“博爱精神”，他认为革命是残忍暴力的（吴廷俊，2023：217-219）。这一探索体现了《全史》能够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心灵之中挖掘原因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个人所想所为与其成长经历、教化信仰有密切关系。

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即强调“知人论世”的观点。《全史》将“知人论世”贯彻始终，其对《大公报》“拥蒋”问题的探析亦可作为例证。新记《大公报》曾长时间持“拥蒋”立场，作者回归至救亡图存、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及《大公报》一手史料中对此立场进行解读：其一，新记《大公报》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“骂蒋”—“拥蒋”—“离蒋”的转变，并非一成不变；其二，《全史》并不否认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私交对《大公报》言论产生的影响，但指出《大公报》的“拥蒋”立场源于“抗战需要”与“国家需要”，是张季鸾“国家中心论”思想的体现，因此更倾向于是一种顺势而为的选择（吴廷俊，2023：197）。《全史》对该问题的厘清体现了作者对历史语境的重视。陈寅恪先生所谓“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”（陈寅恪，2015：279）。历史人物的外在选择往往难以厘清真实动机，《全史》在解读史料时做到了与历史人物共情，因“设身处地”生发理解之心，从而生动地诠释了“了解之同情”。

三

观点：客观公允，自出机杼

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能否基于客观史料对《大公报》及《大公报》人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，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看待《大公报》的核心价值，也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认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道路。《全史》对《大公报》大量史料深挖，实事求是，用历史的、发展的眼光看待《大公报》之功过得失，为后人提供启发性思考。

《全史》对《大公报》的评价始终坚持六字标准：不溢美，不掩过，做到了历史研究基本的客观公允。

对于《大公报》的功绩，作者并不过分吹捧，立足于国家发展的角度，结合《大公报》文人办报的性质与运作期间复杂的时代背景，将《大公报》之“功”概括为：功在国家，功在报界（吴廷俊，2023：26）。近代以来，国家急遽动荡、社会思潮变迁，办报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报国的新路径。《大公报》作为文人办报的典型，创办契机是“庚子国难”，坚持以言论报国是作者认为其“功在国家”的原因所在。《全史》通过摘录并归纳《大公报》文章言论，清晰记录了各时期《大公报》为救亡图存所作的努力，使“《大公报》功在国家”的评价有据可依、铿锵有力。同时，《全史》也回归至《大公报》的报刊属性本身，强调它对报界的贡献。四十七年的发展历史中，《大公报》不改“文人办报”本色，以自身丰富的报刊实践，为中国乃至世界报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。小到《大公报》言论具体如何编排陈述，大到《大公报》如何与社会政治、经济活动展开良性互动，《全史》对其办报实践仔细考量，总结出有益经验，以《大公报》历史实践之得失观照中国新闻学之发展。

对于《大公报》存在的问题，作者亦毫不遮掩地指出，力图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。作者认为，《大公报》之“过”主要在于两点：一是非议革命，排斥共和；二是“防赤”与“反共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29-33）。前者指英记后期《大公报》对革命的否定，一度发表数篇污蔑武昌起义革命军、批评共和的言论；后者则指王记时期《大公报》对“赤化”警惕反感的态度与对国民政府“反共”“剿匪”的积极支持。《全史》一针见血地指出《大公报》的功过是非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史料中探究功过之源头与影响，帮助读者全面认识《大公报》。

作者称，一部《大公报》史就是“一部中国特色新闻学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39）。通过对《大公报》史料的挖掘再现、对《大公报》功过的评价辨析，《全史》将《大公报》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生动实践概括为三方面：履行报纸天职，树立报国先决条件与选好报国路径（吴廷俊，2023：39）。《大公报》文人办报、文章报国的本质在其履行报纸天职的过程中得到体现，英敛之在思想上完全认同梁启超提出的“监督向导论”，多次称报纸的天职就是“监政府、导国民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40），在行动上也将《大公报》定位为监督政府、向导国民的报刊，最早使用“舆论监督”表达出“运用舆论监督政府机关”之观念（邓绍根，2019）。《全史》看到了《大公报》对这种天职的恪守，指出《大公报》作为中国文人办的报纸，已接近于马克思笔下的“人民报刊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41），近代中国报刊已显示出其社会功能。

《全史》对《大公报》“国家中心”观念再度剖析，指出《大公报》之所以被视为近代中国舆论重镇，在于其将这一观念视为报刊自立自强的先决条件（吴廷俊，2023：41）。然而，既有研究常将《大公报》的“国家中心”观念与其新记时期的“拥蒋”问题相联系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该观念历史价值的忽视或误读。《全史》梳理了各时期《大公报》中“国家中心”观念的具体表现，将“国家中心”观念诞生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缘由重新阐明，有助于读者正确把握“国家中心”的深刻内涵。《大公报》的“国家中心”观念强调的是任何时代、任何国家都必须要有自己的“政治中心”或“核心”，而报刊应“向导全国人以心愿智慧维护之，增强之”，即便这个中心存在不足，报刊也不能加以破坏（吴廷俊，2023：43）。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，《大公报》树立并践行“国家中心”的观念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。

那么文人办报要如何实现“文章报国”“为民代言”？《全史》指出“小骂大帮忙”是一条有效的报国路径。《大公报》对政府的“小骂”是为了“大帮忙”，是出于“爱之深、责之切”的心态，出发点是为国家利益着想、为政府补台。《全史》对《大公报》“骂”之对象、内容及影响等进行分析，以新闻学视角评价“小骂大帮忙”的价值，认为这一路径反映了一种新闻规律，“恰当地表述了合法民报与法统政府之间的关系，划定了报纸对国家勉尽言责的路径”（吴廷俊，2023：44）。由此延伸出对于“近代中国报刊应以何种方式处理与政府关系”问题的探讨，作者一方面以《大公报》的成功经验肯定了“小骂大帮忙”路径的合理性，另一方面也直白地指出，在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格局下，《大公报》企图在自身合法生存的同时以“小骂大帮忙”实现与政府良性互动，这种政治愿景具有虚幻性。

科学求真、实事求是是治史的重要原则，《全史》基于对史料的深挖与还原，对《大公报》之功过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，也对《大公报》“国家中心”的观念和“小骂大帮忙”的策略做出了全新解读，深化了我们对《大公报》及其“文人办报”性质的理解。

四

总结：“集大成”与“创新”之作

综上所述，《全史》一书的特色与价值在于“集大成”与“创新”。一方面，这是一部有关《大公报》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。首先，《全史》一书集吴廷俊教授四十余年研究心得之大成。吴廷俊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即着手开展对《大公报》的研究。谈及研究初衷，他表示一是不满足于断代史，要搞全史；二是下决心纠正以往研究中的错谬；三是个人兴趣使然。新闻史研究是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，需要“多打深井”（方汉奇等，2007），在一个领域内深耕。吴廷俊教授的《大公报》史研究便是“打深井”之典范，他多年来坚持作有关《大公报》的个案研究，成果丰硕；退休后仍致力于新闻史研究、笔耕不辍，乃著成《全史》。面对学界对此书的高度评价，吴廷俊教授以谦逊开放的态度待之：历史研究永无止境，将持续修正改进。其次，《全史》一书集新闻学界诸家研究成果之大成。一直以来，《大公报》是新闻史学家研究的富矿，已产出诸多代表性成果。这些研究各有所长，为后继者的深入探索打下坚实基础，《全史》便博采众长，使《大公报》史研究的全面性、系统性增强。具体而言，《全史》完整梳理了《大公报》从1902年至1949年的发展历程，不再仅聚焦于它的某一历史阶段；《全史》不但写报史，也以“年表”卷提供翔实史料、以“报人”卷丰满报人形象；《全史》以“大公”精神的传承为内在逻辑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线索，同时修正以往研究之不足，增进读者对《大公报》核心价值的理解。

另一方面，这亦是一部有关《大公报》史研究的创新之作。形式上，《全史》不囿于常规表述框架。《全史》首次将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于新闻史研究，实现了新闻史研究创作形式上的创新。在两卷“报史”之外，《全史》增设“年表”二卷、“报人”一卷，再现《大公报》史中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，人事并重，使历史研究充满人文关怀。整体来看，“报史”“年表”“报人”三部分虽在编排上各自独立，内容上却又相互印证，论从史出，以事察人、以人辨事，构成了新颖而不失逻辑性的体系之作，使《大公报》史的呈现既宏大又细腻、既深刻又生动。内容上，《全史》不囿于传统主流观点。《全史》坚持史论结合，通过对既有史料的深挖与现有研究的总结反思，弥补疏漏、更正谬误，展现出多维度的历史面貌。同时，《全史》以历史的、动态的眼光看待《大公报》的发展历程，细致入微地考察其言论变化，客观评价其功过，重新解读《大公报》存在的历史争议，实现了对传统主流观点的有益补充和深化。

本文系简写版，参考文献从略，原文刊载于《国际新闻界》2024年第12期。

本期执编/姜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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